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面临着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科学技术进步促使经济结构急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温饱问题解决、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社会需求升级并且更加多样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面临沉重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环境产生严重挑战；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发展活力和冲击；以及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在思想、政治领域产生新的激荡，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重要的转折时期，科学理性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各种发展与现代化的理论及实践模式，树立并实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目的就是要积极应对我国21世纪发展将面临的各种挑战，妥善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以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保证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发展理念的伟大创新
发展观总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折射。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仅体现了我党发展观完善的脉络，而且反映了我党面对21世纪新的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挑战在发展理念上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放眼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发展问题的研究。但是到六七十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又明显停滞，以及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片面发展观而造成伊朗高速发展的“神话破灭”，墨西哥、巴西发展停滞的“拉美病”，促使国际社会的发展观由片面增长观向综合社会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的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我国50多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摒弃20世纪50年代末的“洋冒进”、70年代末的“大跨越”以及八九十年代出现的GDP“增长论”缺陷，汲取世界各国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的积极成果，从而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新“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和理论贡献是：突出了发展的科学性、整体性和统筹性。
1．发展的“科学性”
从历史逻辑的视角审视“发展观”的演变可以发现，世界各国“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必须把对“发展”的认识从工具合理性层面提升到科学理性层面。在工具合理性层面，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有力支撑；在科学理性层面，发展又表现为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不断满足、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与现代化方面所选择的是工具合理性的道路，由此造成了西方社会注重功利目的而价值理想和科学理性失落、生态环境危机等一系列矛盾。因为仅靠工具层面的合理性变革难以优化人与自然、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系；当然，离开了工具合理性的发展而谈价值的合理性或发展的科学理性，也有失偏颇，会使发展失去物质支撑。
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工具合理性与发展的科学理性这一对两难选择的矛盾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把发展观从工具合理性层面提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即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且强调要围绕“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可以说，人才资源、人才强国战略是协调工具合理性与发展科学性矛盾的最佳选择。因为人才战略是一种以人为本、包容了工具合理性（人才是创造科技生产力的主体），能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
2．发展的“整体性”
发展的“整体性”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又一创新。从理论上不难理解, 发展不等同于增长；发展内涵有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又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静态均衡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计划经济设定的目标与状态，搞平衡，处理各种关系，结果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有竞争必然会带来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先富后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得益、先富的情况。但市场经济正是在促使不同个体、企业增强竞争力，在竞争中不断打破新的平衡局面而实现新的发展的。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我们要让“发展是硬道理”深人人心，鼓励大家在竞争中实现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不仅仍要倡导“发展是硬道理”，使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更要善于统筹和协调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这既是一种领导方式和领导艺术，又是一种以非均衡为前提，突出整体协调功能要求的新科学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后要研究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形成我国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非均衡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在整体上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3．发展的“统筹性”
发展的“统筹性”是创新发展理念的另一显著特点。以往的发展理念以及对发展观的认知，基本上是局限于发展的理性层面，缺乏理性发展观向发展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缺乏整合“发展”实践中各类利益矛盾关系的“发展”实践理性。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不仅在理论理性层面明确了发展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在实践理性层面明确了需要统筹的“五大关系”，这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统筹发展”理念的形成，从发展观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能力来看，它不仅要找到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的“代价”问题。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均衡性，必然会带来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诸如失业、贫富差距、腐败等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是一种必须付的“学费”和“代价”。但是如何能找到一种“代价”小一些、发展快一些的途径和方法呢？“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仅找到了通过“统筹发展”整体协调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形成了能降低发展的“代价”，使发展的“代价”在“统筹”过程中能保持适度，从而不至于对经济与社会造成大的冲击的现实保障。
在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以“五个坚持”为原则，以“五个统筹”为途径和方法，实现“四大转变”：（1）从惟GDP为前瞻转向坚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从听任人口的自然增长，转变为重视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有机增长；（3）从注重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转变为重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环境保护；（4）从崇尚过度的资源消费为标志的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在全社会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享受健康、文明，富有情趣的现代生活方式。
二、发展的世界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就自觉不自觉地融人了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经济全球化的深人，使中国在与世界各国广泛交流与合作中，更自觉地立足世界，以世界的眼光来认识发展，把握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和平崛起。世界各国则以发展的眼光认识与评价中国。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又是一种具有世界眼光、站在世界发展前沿、融人世界的发展观。
1．世界眼里的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有位美国历史学教授麦金农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讲课，其中一节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讲了中国在美国人中的形象演变，但基本上是负面的，什么抽鸦片、吃小孩、留辫子（“猪尾巴”）、说谎者，等等。就是10年前，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甚至名牌大学里的学生，对中国的印象也还停留在“远古”时代。那时和他们谈中国，他们表示友好和赞赏的话不外乎：“中国的长城好伟大！”“中国功夫好厉害！”可是当他们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时就会问：“中国现在有多少家庭能看上电视？乡下人能听到收音机吗？”“是不是还点煤油灯？”这些问话让人惊愕。可转念一想，也难怪，大多数没有去过中国的美国人，一般只能通过新闻媒体和电影来了解中国。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比较多，好莱坞甚至连中国自己获国际大奖的电影里也给人一种中国非常落后的印象。
直到两年前，尽管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显著增加，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变化感到惊疑。连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等人2001年10月在上海参加APEC会议之后，都对中国的变化感慨万分。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矾的市长访华回国后，称赞上海比洛杉矾规划和建设得还要好。许多去过中国的人真正体会到“百闻不如一见”：“地球对面的那条龙怎么好像一夜之间就站了起来！”一位高中历史教师惊叹不已，“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很大，风景很美，历史很长，但灾难深重，没想到她现在变得如此富强。[参见《中国超越想象》《人民日报》2004年4月9日第7版.]
然而,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美国人看到中国发生了令他们难以想象的 巨变，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部分发达地区迅速崛起，以及大量中国产品进人美国，而美国近年来经济、就业都不景气时，许多人心里产生了不平衡，有些人心里压根儿就不希望中国强大。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威胁论”，把美国的就业、贸易等问题统统算到中国头上。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有的居心不良，有的纯粹不了解情况；当然也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但这并非就构成“威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把中国的现状分为三类地区：一类是沿海发达地区，二类是内地比较发达地区，三类是西部边缘落后地区。他说，如果美国人知道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很落后，他们可能就不会如此担心“中国威胁”。
法国人如何看中国和中国人呢？1973年法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写了一本专著，书名借用拿破仑的话，叫《当中国睡醒时》。书中说中国已经睡醒了，再过30年中国将在经济上赶上美国。后来佩雷菲特又出版了一本专著，名为《中国已经睡醒》。如果说, 10年前佩雷菲特的这种观点尚属“先知先觉”，今天法国舆论已对此普遍接受了。目前，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相当多，对中国的经济都持肯定态度。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法时，法国《费加罗报》以《面对中国不要害怕》为题发行特刊，其中说：今天中国无疑无疑已经睡醒., 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已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8％. 目前,法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中国的经济将超过法国,继而超过欧洲. [参见《中国已经睡醒》《人民日报》2004年4月9日第7版.]. 今天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经成了“黄金国”，它既是世界加工厂，又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给人带来的美好想象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争相与之交往。
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也在变化。日本内阁府2003年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48％，“无亲近感”的占47．9％。[参见：《“中国威胁论”退潮》(人民日报)2004年4月9日第七版。]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并没有随着与中国交往的增多而增加。但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威胁论”正在退潮。
非洲人对中国友好而神秘，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从“毛泽东”、“革命”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等新闻报道的关键词。
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各种评价，已有更理性的态度和更强的承受力。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变化，因为在自尊之上，更高的准则是实事求是。
2．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在世界眼里的巨变，还集中体现在各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中间流行 的概念：“中国模式”。确切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好的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方面做了诸多的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经过25年的改革，中国的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最近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已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
无独有偶，“俄罗斯模式”曾经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但如今俄国人也开始对自己的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些内部场合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俄国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为西方世界所看好，但现在俄国领导人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模式的内在局限性。经过多年努力，俄国经济复苏并不很顺利。无论对本国资本还是对国际资本来说，民主政治或许并不是惟一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秘诀。
还值得注意的是：身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大本营的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对“中国模式”另眼相看了。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解体以后, 美国一些政界人物希望接下来的就会是中国，更有一些人把摧毁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最后一个大本营视为己任。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就有一波接着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及其孪生体“围堵中国论”的出现。但是，“中国模式”历时20多年不倒，一点也没有衰落迹象。所以,最近美国政界就有重新评估“中国模式”的努力。很多政治人物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他们看到，尽管中国在快速发展，但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美国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或许永远赶不上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也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和美国较量。但是，“中国模式”就不一样了。现在，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正在放弃美国民主模式而转向重视经济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那么，会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国模式构成莫大的威胁。显然，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
在亚洲，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称之为“日本模式”。以后，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也创造了发展奇迹，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清晰、完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在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经验的可取性，其世界意义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人而不断扩散与强化。
三、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在21世纪，“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将随着全球化的深人越来越为世人所公认。但是，发展模式不仅本身有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而且会面临外界的种种挑战和变数。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正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应对挑战，在发展中完善“中国模式”，促进中国发展，开创21世纪中国发展新纪元的全新发展观。
1．新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21世纪初，中国发展主要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中国如何走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的面貌，然而中国在跻身世界经济实力最强国家的行列之前，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可能无关经济和政治，而是与环境有关。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年均8％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速度，使得中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气和水质污染也越来越严重。2001年对全国341座城市实施的大气污染监测结果显示，有101座城市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超过了最低的环境标准。河流的污染也很严重，在全国设立的752个观测点中，未能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的占44％。因煤炭燃烧而发生的硫氧化物是导致酸雨的重要原因，中国南部地区则普遍观测到酸雨。[参见《中国环境负荷已达极限》《参考消息》2004年4月29日。]
中国东北的干旱已经造成水资源的匮乏，导致大连这个海港城市一些不太重要的企业倒闭。在太原这个产煤区，水资源短缺迫使这个城市不得不要在搬迁300万人口、关闭重工业工厂或让一条大河改道等几种方案中做出选择。水资源匮乏还意味着农作物的减产。在青海，约有2000处河湖干涸，对黄河的水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目前，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已经被沙漠覆盖。[参见《中国需要走绿色发展道路》《参考消息》2004年5月 2日。]
显然，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如何走均衡发展道路？
发展是非均衡的。但是，如果发展的非均衡超过了一定的“度”，必将导致发展的失衡。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要善于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政府要着力解决经济领域中以下三大突出问题：
（1）盲目投资
央行行长周小川说，2003年，我国投资增长26．7％，消费增长10％，GDP 只增长9．l％；而且，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46％，世界上几乎没见过这么高 的比例 .[ 参见胡润峰《中国经济五大难题凸现》《了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 10期，第 49页。]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4年1——2月，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共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2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这是投资过热的有力证据。投资过热的主要表现，一是供给能力超过需求增长，80％的产品供大于求；二是高增长低效益，投资收益率2003年只有3．65％，低于银行贷款利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第一产业投资只有10亿元，下降25％，而第二产业投资占1269亿元，增长78·6％。 [参见高尚全：《如何认识和应对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日报》2004年5月 10日第九版。] 针对新一轮投资热明显的行业，国务院于2004年5月出台政策，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银监会也提出限制汽车、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5个行业的贷款，以控制盲目投资。这一轮投资过热，是由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双重推动的。对于民间投资，应该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受预算硬约束，民间资本会主动调整投资方向。但是，大部分投资还是来自政府并得到国有银行的融资支持的。这种政府主导型投资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各级地方政府还在大量介人微观经济活动，发展的思路还没有真正转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上，没有完全摆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仍然把增加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
（2）新通胀的考验
全球在经过了两年多低利率、低物价的阶段之后，从2004年起，通货膨胀似乎已到了蠢蠢欲动的时候，各种原料如稻米、大豆、原油、铜、铁、钛、木材，无一不涨。主要的原料及能源商品带头涨价，而后形成进口驱动的生产资料及消费品价格上涨，这种情况目前已明显。以美国为例，2004年3月份消费物价已上涨0．5％，高于原估计的0．3％；而进口成本则增长了0．9％，也高于原估计的0．5％，因而通货膨胀问题开始受到广泛注意。而在我国内地，情况则尤其严重，由于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增长率虽然仍达34％，但已远远低于进口增长率的 42％，整个第一季度算下来，我国内地已出现8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参见：《新通胀时代考验中国》，《参考消息》2004年4月 29日。]
目前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来势汹汹，西方媒体又再一次将问题简化为“中国输出通胀”，这正如同两三年前所谓的“中国输出通缩”一样。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中下层实际所得持续降低，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廉价制造品使得西方中低收入者能够免于物价上涨的痛苦，因而实际上不是“中国输出通缩”，，而是“中国延迟了通胀”。今天，全球物价又蠢蠢欲动，美元贬值其实是最大原因，中国扩大需求只不过是使通胀难以继续再延迟 而已。
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2004年已成了考验中国宏观调控能力，以及资源有效运用和管理的关键年。中国当今的问题已不是出口，而是进口，这当然也意味着在思维和策略上已必须换个方向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新的通货膨胀时代正悄然到来。
（3）金融风险徘徊不去
对背负巨额不良贷款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的整顿，是近年来难度最大的 改革。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到2006年，外资银行可以大量入境与中资银行展 开全面竞争。届时，即使中国银行等银行单项不良贷款率降到15％甚至以下，但由于还有不少资产损失窟窿实际未得到填补，仍是隐患。
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一直在我国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之中。最主要的对策之一是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改革。对中行、建行进行外汇注资也是非常规手段。而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若干意见》，则是希望从另一个方向化解金融风险。《意见》的直接作用在于改变资本市场持续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其背后是着眼于整个金融全局。
2003年我国房地产、钢铁、有色金属等过热行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很高，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资金来自于银行，2003年1——12月份累计钢铁和有色金属新增负债对新增资产的贡献率分别为64．91％和 73．3％，这些行业投资如果持续过快增长，将会增加金融风险。 [参见胡润峰《中国经济五大难题凸现》《了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10期，第50页。] 而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将会大大降低银行金融风险。
在重工业化新阶段，越来越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重型机 械装备工业等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支撑，银行提供长期资金不仅风险大，而且 容易产生流动性陷阱。而扩大资本市场对这些工业升级型行业的支持，不仅将减少金融的风险，而且将会使这些产业的发展得到持续稳定的支撑，从而使产业升级过程更加迅速和顺利。
第三，中国如何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不久前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报告”，在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中，世界银行研究专家不无担忧地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与各省人均收人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收人差距将会急剧扩大,到2029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 474(199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是 0．4 3 7），而这将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于这个研究结果的分析与判断，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危言耸听，不过，它确实又能引起我们足够的思考：世行的判断是否有足够依据？政府如何推动经济的公平增长，以保证中国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我们先来看中国城乡差距的现实。传统的计划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使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起点上本身已经存在起步的落差，而近几年的经济高增长，尽管使我们保持了多年GDP平均增长7．7 ％的速度，但市场的不完善与转型速度不均衡，加之有的地方公共政策意识上的淡漠，使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扩大趋势。这典型地反映在人均收人比上，如 1990年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收人比为 2．2，而到 2000年则上升为 2．8。再以金融资产总量占有看，城市与农村构成比则由1990年的73．8：26．2变化成80．2：19．8。这个比例的变化突出地说明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其次，我们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中国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看，1999年20％最高收入户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48．5％（高于美国的46．9％），而20％最低收人户仅占7．1％，中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人高低倍数达3．1倍，农村则更高达5．8倍。[参见余南平：《公平增长与政府责任》，《文汇报》2004年4月 15日第5版。] 因此，收入差距并不简单地体现在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上，同时还具体地体现在不同家庭的巨大收人差距上。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在转型期，贫富差距在短期内迅速拉大，则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个人能力不同的因素，也有机会不平等的因素，还有一些人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利益而暴富。对于因个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人差距，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来保障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需要；对于机会不平等而造成的收人差距，可以改变制度安排，尽可能为人们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当前最令广大人民群众不满的，是一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牟取私利，这种积聚财富的方式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应坚决予以打击。
2．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世界上虽有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但中国在 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发展对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已成为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澳大利亚第四大、日本和韩国第二大、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第一大出口市场。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中感到，中国经济崛起对亚洲不是威胁，因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巨大的储蓄所带来的丰富的国内资本，以及庞大的拥有熟练技能的劳工队伍。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为亚洲邻居提供了无限的市场机会。
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关系的日趋紧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则提供了启动区域合作的契机和动力。
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以及“10十3”的进程，逐步加大了对 这两大区域合作的投人。在北面，上海合作组织已完成机制化建设，逐步从安全合作向经济政治合作扩展，中国和俄罗斯为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南面，中国率先与东盟确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了其他域外国家对“自贸” 安排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率先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了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率先提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本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中国还积极与日、韩协商，发表了第一份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进步、开放、合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益。
中国还积极抓住欧盟的东扩，寻求在欧洲的新发展。2004年5月1 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10国正式加人欧盟，使欧盟成员国从15个扩大至25个，领 土面积扩大23％，总人口增加 7500万，达到 4．5亿，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 10 万亿欧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实体。欧盟这次历史上最大的扩大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一个实力膨胀而有远大抱负的欧盟，同一个充满活力而更加融人世界的中国，两者之间将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在新的共同市场中的发展契机？
欧洲新的共同市场将增加 7500万消费者，成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拥有4．5亿人口的大市场，这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首先，在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内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原先10国的平均关税率为9％，入盟后将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4％。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出口量已经翻了一番。其次，10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上拥有很大的潜力。就像英国和西班牙加入欧盟前期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一样，10国人盟后，拥有了很大的统一市场，投资也会有很大回报。第三，绝大多数的新成员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很多。扩大后，欧盟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了解得更深，拥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为他们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另外，欧盟的扩大会进一步地加强新成员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友好联系。波兰、捷克等国的企业和团体正不断进人中国的东北地区。
当然，东扩对中国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第一，欧盟的市场准人规则取成员国中的高端标准，在安全、卫生、环保等领域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且对第三国适用。中国与欧盟不在一个发展水平层面，这对中国出口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将在新成员国使用，这项政策影响到中欧经贸总量的10％。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有可能利用反倾销政策施加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必然加强，这有可能导致欧盟一些企业把对华贸易投资转移到新成员国。因此，中国在抓住欧盟东扩契机谋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善于化解其中的不利因素，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今天，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化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使得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市场的拉动能力明显上升。美、日、欧和亚洲国家均程度不同地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获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与世界各国面对挑战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各种类型伙伴关系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平台。可以说，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崛起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崛起新道路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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