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个基层“税官”不容易。征税者与纳税人这两个法律上的平等主体，更容易被人描述成猫和鼠的故事，征纳双方既非缔结了秦晋之好，也非视若仇雠，更多的是税收利益的博弈，在博弈与反博弈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此消彼长。

七十多岁的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给出了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总结：“交税是每个人的义务，否则社会无法运转、公共产品也无法提供。税收无所谓痛苦，需要关注的只是公平与合理。”

“拿着算盘是身份的象征。”

温州的商品经济在中国起步最早、发展最快，曾以“小商品、大市场”闻名全国，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在这商业至今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纳税人和征税人曾上演过一幕幕悲喜剧。

1984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兴，各行政部门都需要充实人，高中毕业的张光辉，经过乡镇，区里，县里考试，成了温州市永中镇永强税务所的基层税务人员。“那时候城市和乡镇差距很大，一个村出来工作的不到一两个，觉得跟进入天堂一样”，2010年12月末的一天，张光辉在温州一间咖啡馆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往事不胜感慨。

当时的税收工作只需要完成两件事：征收税款，完成任务；汇结税款，结报完税凭证。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可言，凭的只是经验，只要能完成税收任务，就算把工作做好了。

“当时就知道农业税，很多税都刚起步。”20岁的张光辉一个人就管理着700多户个体户。每天挨家挨户收税，张家5块钱李家7块钱。“起早摸黑，一天只能走几十户。”“送税上门，迟了罚款”，是当时张光辉“发明”的，为此他还被请到省里介绍过经验，在全省推广。

除了走家串户，张光辉每月还要有几天做报表，当时的报表都是手工画出格格，手工填写的，每月存到银行的税钱也就是几百块钱，后面还总是跟着几块几角钱。

所以张光辉的算盘很厉害，那个时候，“拿着算盘是身份的象征。”张光辉说。即使现在采用计算机的税务系统已经很发达，系统升级了又升级，打了补丁再打补丁，他的算盘还保留着。

温州的小鞋厂很多，上个世纪80年代还没有流水线，没有订单和合同，也没有人开发票，张光辉就靠“数凳子”来收税。做鞋帮的师傅坐在凳子上，一个师傅做多少个鞋帮，数出凳子，就能算出厂里出了多少双鞋。“有时候明明有十个人加班，我们一出现，他们就跑出去晒太阳，好像很不忙。我们那时候跟现在的城管一样。”

在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时，国家并没有向个人直接收税，而是要求盈利的机构和单位，主要是国有经济单位上缴一定的收益。虽然在性质上这和税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税”在国民生活中并没有显现出来，而“税”这个概念在人的头脑中更是一片空白。

“个体户的纳税意识最不强，脾气不好的经常会打架。”张光辉经常跑来跑起、磨嘴皮子才能说服个体户主办税务登记，去收税钱的时候又经常面对质问：“我做生意租房子给人家房钱，用电给人家电钱，我用你税务所啥了，凭啥给你税钱？”一旦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缴税，大多数人从心理上不舒服，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逃和躲。

“碰到就是没收罚款，拿东西封厂，那时候执法也没有什么规定。”而很多基层的税务人员也曾为此付出过生命的代价，就在几年前，在温州的一个农贸市场，一个税务人员还被杀猪的用杀猪刀给杀死了。

不只经济活跃的温州地区，在全国其他地区，这种情况都很严重。山东省平邑县原国税局长岳茂祥，曾经组织在平邑县几个乡镇成立了密报协税护税委员会，在村庄成立了密报协税护税领导小组，在各个交通要道的路口、集贸市场、临时交易场所设立协税护税密报员，形成三级密报协税护税网络，来掌握商贩“自认为十分诡秘的行动”。